在社会绿色转型发展的需要下，绿色金融发展也迎来巨大机遇。业内人士指出，国内绿色金融市场规模巨大、前景可期，但其发展掣肘于缺乏统一标准体系等问题，亟需加快建立顶层设计和协调机制。

 

绿色金融广度、深度均迎来新发展

 

在碳中和、碳达峰理念带动下，投资者开始逐渐青睐环境保护、社会责任和企业治理（亦即ESG投资项目）。

 

恒生中国副行长祝瑾介绍，人民银行此前表态将继续探索激励政策，包括补贴、贴息、减免税收等财税政策，提升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吸引力的监管政策，并引导养老金、保险、社保等具有一定社会属性的长期资金进入ESG的投资市场。这都反映出绿色资产、绿色金融和ESG投资理财拥有广阔空间，也为银行业新业务增长指明了方向。

 

财政部、生态环境部和上海市政府联手，同样以行动引导市场。2020年7月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第一个国家级政府投资基金——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成立，由中央财政和长江经济带沿线的11个省市地方财政共同出资，并吸引社会资金参与，首期规模高达885亿元。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、中国金融学会绿金委副秘书长安国俊认为，此举对于地方的区域绿色低碳发展、技术创新有非常大的带动和引领作用。

 

市场层面，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李瑾介绍，自2011年在地方层面先行探索、至2021年7月正式启动上线交易、2021年12月31日完成第一个履约期，国内碳市场交易平稳进行。截至目前，全国碳市场累计成交量接近1.9亿吨，累计成交额82亿元。

 

复旦大学绿色金融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志青分析指出，当前全国范围内，已经有六省九地推进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，表明这一改革已经由点及面，赢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；与此同时，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也迈入纵深，除了在绿色信贷、绿色保险、绿色基金、绿色债券等均取得一定成效之外，行业主体的活跃度、创新度等都有了长足发展。

 

而具体到碳市场，恒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指出，大众一般意义上认为国际碳市场起步更早，但是国际碳交易市场规模以及前景远不及中国。当前要想做大碳市场，引入金融衍生工具至关重要——“如果我们能够提升碳交易二级市场的灵活性，就可以帮助现货市场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定价。”

 

不过，王丹同时指出，参考美国的经验和教训，引入金融衍生品不能操之过急，当前可以通过积极鼓励金融机构通过碳期货、碳调期等来参与碳市场。

 

着力破解标准化困境 建立接轨国际的中国特色评价标准体系

 

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前无论是ESG投资还是绿色金融发展，都同样面临着缺乏标准化这一困境。

 

“尽管我国绿色金融业务稳步推进，但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、认定标准不一致、绿色专业化能力不足等问题仍然存在。”祝瑾表示，只有构建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，金融产品才能实现标准化，各个市场之间的流通性才能打通。

 

王丹也指出，发展绿色金融的一大掣肘为数据的可获得性、可靠性和可比性。缺乏统一的披露框架和统计口径、许多企业监测能力不足、行业间难以进行比较等问题目前在国内普遍存在。一方面，这将影响绿色项目的有效评估和企业自身对于绿色转型的决策能力；另一方面，数据的缺失和不可比，也会给企业“洗绿”行为提供空间。

 

记者采访了解到，当前“洗绿”成为多个行业推进ESG发展理念的阻碍。以绿色建筑为例，在第三届能源基金会建筑项目交流会上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清华大学教授江亿指出，“近十年一大批节能示范建筑，实际运行能耗都高于同功能一般建筑”，曾一时引起热议。业内人士认为，这一现象正是因为对绿色建筑耗能的计算方法不统一所致。

 

事实上，一位地产企业CEO曾指出，当前在评定绿色建筑标准时通常有两大体系，一是设计方案符合绿建标准，二是运营全过程符合绿建标准，但事实上，多地都存在利用前者相关数据套取地方补贴的现象。

 

安国俊建言表示，亟需加快建立顶层设计和协调机制。当务之急，一是要建立统筹金融财政、环保等相关政策的协调机制，加大创新力度，解决投资期限错配的问题；二是加快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的有效衔接，当前不少地方已提出绿色城市发展目标及乡村振兴目标，未来如何加快投融资机制的改革，创新金融服务是需要着力思考的问题。

 

王丹认为，在解决上述问题时，外资银行可以发挥重要力量。举例而言，外资行能够凭借与母行的紧密联动，布局先机，凭借优异的产品筛选能力以及丰富的跨境服务经验，连接海外绿色投融资平台，为企业提供更契合需求的跨境绿色金融服务。同时，在符合国内监管的前提下，外资行能够引入境外的绿色金融先进实践，将相关理念贯彻到投融资行为中，从而推动国内绿色金融的发展，助力打造既符合中国特色、又接轨国际通行标准的评价标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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